癮科技中文版發了一篇漫畫 婊科技：什麼叫做 “唯恐天下不亂”，諷刺人心、媒體與網路等人禍比天災更來的可怕。

不過，不只臺灣媒體喜歡聲色效果，其他國家的媒體在這次日本天災中也有相當多的惡行。對於這些惡搞的批評，最經典的莫過於英國記者 Charlie Brooker 的賤嘴幽默評析 –

當然，還有更多媒體作了危言聳聽、誇大其詞、濫情造作，甚至冒犯受難災民的報導。關於更多惡質報導，請見 JPquake 的國際媒體羞恥牆。

不知道國內是否有節目會回顧這段時間國內新聞所作的過份報導呢 ?

人，他們從生下來就被綁在洞穴裡，不見天日，
手、腳、身體，甚至脖子都被固定在椅子上，
他們身後有面牆，牆上有許多貓、狗、馬、人偶等各種事物，
事物之後又有一束火把，將總總事物的影子投射到這群人眼前的牆上，
於是這群人終其一生，眼睛所看到的東西，都是這些倒影而已，
而他們深深的相信，深深的相信這就是他們真實的人生。

讀完日媒失真 救災怠惰 災民癡等 與 日本媒體才該和台灣學習 這兩篇文章後，我想起柏拉圖《理想國》的地穴寓言 (Allegory of the Cave)。

這兩位新聞媒體工作者如此相信以下幻覺…

• 如此相信媒體可以擔任批評監督的角色…
• 如此相信媒體可以作為拯救危機的力量…
• 如此相信媒體衝撞封鎖是值得稱讚的作為…
• 如此相信媒體傳聞可以有效統合救災資源…
• 如此相信媒體的言論就代表民意…
• 如此相信媒體有權力逼迫政府做事…
• 如此相信媒體灑狗血、搞激情可以解決事情…
• 如此相信媒體爆走可以救人命…

就像 Robbin Huang 在記者失真 新聞失格一文所說，古代的人還以為敲鑼打鼓就可以趕走日蝕呢! 如果純靠新聞媒體落後原始的嘶喊惡搞就可以治國，臺灣早就是世界強國了吧。

不知道這些新聞工作者住在洞穴望著倒影中多久，以至於無法察覺自身所言有多麼荒謬無知。

旁觀者清，我們或可試著從外國人的眼中來觀察這羣穴居人。

Los Angeles Times 的記者 Mark Magnier 曾以 Sir Elton John 來臺時的怒罵記者事件，在 2005 年寫了一篇針對臺灣媒體的深入報導 –They Can’t Handle the Truth (譯: 他們無法應付現實, 他們無能處理事實)說的是臺灣媒體亂象以及改革計劃，節錄部分文字如下

台灣媒體用盡一切辦法製造新聞，即使事件根本不存在。媒體改革者對如此肆無忌憚的媒體文化也毫無辦法。
….
姑且不論大明星的裝腔作勢，但台灣媒體確實是全亞洲最具攻擊性的。在台灣這個地方，文字和電子媒體時常為特定政商勢力搖旗吶喊，而人們對毫無節制的新聞自由看法也呈兩極化：或譽為對執政者大無畏的監督，或視之為亂源。

媒體內外的改革者們早已對媒體的放蕩不羈，以及對他人名譽和生命的破壞力量憂心忡忡，也努力抵抗媒體內部蔚然成風的羶色腥、黨同伐異和腐敗墮落。有些人則辯稱，媒體只是台灣社會的寫照，反映這個亞洲最自由開放社會的現狀。
….
台灣媒體的性格部分反映了它的演進過程，有人把這樣的轉變說成是哈巴狗變成瘋狗。在1988年之前，主流的報紙和電視台都是國民黨政權的傳聲筒，協助他們維持數十年的鐵腕統治。

政府控制的減弱帶來了私有化，但幾家重要的電視台仍由政黨經營，媒體的公正客觀最多只能說是時好時壞。此外，政治在這個兩極對立的社會裡是血腥的格鬥，例如立院諸公的鬥毆直到近幾年才聲勢稍歇。

陳水扁總統領導的民進黨政府，自有一套操縱媒體的手段，或說是操弄真相的手段。「台灣媒體的行徑實在很可恥。」華府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的葛萊儀（Bonnie Glaser）說：「但政府也經常干預媒體，雙方都肆無忌憚。」
….
世上的政治人物是極少被質疑的，然而台灣記者對政治人物的攻擊性，就像對演藝人員一樣強悍。資訊自由流通，其中一部分是事實。…

事隔六年，Mark Magnier 所說的現象不只沒有改善，反而變本加厲。

自從解嚴後，由於政黨政治的需要，以新聞媒體作為輿論表象工具，這種兩極對立需求，使記者得以遊走在新聞媒體與政治兩種場域之間。而後的政論節目更使得場域結構改變，以至於臺灣培養出角色錯亂的職業 – 記者都想不靠選舉變成代表民意的政客，而政客天天想的上節目發表獨家新聞。

但是可怕的不只是角色錯亂，而是權力錯亂。皮耶布迪厄 (Pierre Bourdieu) 在《布赫迪厄論電視》(On Television) 一書中這麼說

「電視的日常使用所必然帶有的政治危險，取決於影像具有的特殊性質，它可以生產所有文學批評稱之為實在的效果的事實，它可使觀眾了解和相信所有它展示的 ‧‧‧‧‧因此，逐漸地，假裝是一個記錄工具的電視，變成了事實的創造工具。」

你分辨不清，到底記者想讓你看見的片斷真相是真是假，他們一面扮演言辭人角色，一面又扮演新聞報導的角色，取得了兼具身份的優勢，取得了特權。久而習慣於這種特權，他們甚至完全信任自己的鏡頭纔是真相，自己的角度才是民眾觀點。

當記者得以自由施展他們想像創作的特權，記錄事實早已不是他們所感興趣的，因為他們已是新的統治階層…宰制的，就是看不清這些支配力的臺灣人民。

如果人們不了解權力而陷入迷蕩，那麼有權的人就正好能夠得利。 – Andrew Marr

前言

這是 arashit100 所製作的短片『回家都會看到台灣「報導核爆」危機 中文悲劇版 』，若你不喜歡閱讀太長的文字，請先看完這部短片，可以理解文章訴求。
歡迎閱讀筆者其他關於大眾媒體的評論。

本文開始
最近日本天災事件，由於網路轉播的便利，臺灣網友很輕易就可以透過網路即時觀看 NHK, TBS, 日本衛星電視, テレビ朝日 TV 等日本新聞媒體。相較於日本新聞媒體的平實報導，兩相比較之下，臺灣媒體的墮落與噬血就十分明顯 (下圖作者藍島正藍)

猜猜，當 TVBS 記者林上筠、謝賢熺第一時間趕往日本，下了飛機的問題是什麼？

記者：「地震當時，你們正在做什麼？」旅客：「逃命。」

這是令國人感到慚愧與焦慮的片刻，第一時間衝到災區的不是提供援助、更不是採訪第一手重大消息，而是興奮的問「你受難多久了」。媒體記者不是前往災區帶回真相，而是將荒誕無比的新聞娛樂文化帶到日本出外景，irrenhaeusler 如此描述這個現象

一流電子媒體播災變新聞會變成 Discovery 跟 National Geographic 頻道。台灣的新聞台不是變成不斷重播的二流電影台，就是三流的娛樂台，記者像是參加「來去日本住一晚」採訪「全員逃走中」，於是最後「觀眾冏很大」。

日本天災一時，臺灣新聞媒體人禍已延續十數年。

這些八卦俗媚、嗜血的行為，固然造成相當亂象，但新聞娛樂化只是媒體問題的症狀，而不是媒體敗壞的病因。私認為市場因素造成是造成新聞產業結構迅速的歪斜，而這種完全拜伏市場的態度，讓眾多主流媒體放棄社會公器責任，改為營利機器的收入負責。

俗媚、騷擾、造假、汙名、未審先判、任何可以增加收視率的手段取代了職業倫理，追求業配比追求真相來的重要，選擇立場比中立報導更能滿足老闆的口味。所謂新聞自由與「第四權」只不過是掩護新聞暴力的保護傘。社會公義的伸張，取決於該故事可以賺取淚水與憤慨的多寡。

新聞是否公正正確根本不重要，今日的錯誤新聞就是明日的新頭條，道歉啟事只佔些微角落篇幅，絲毫不影響營收，辛辣新聞總是每日、每小時連翻砲擊，讀者也早以麻木為健忘症患者。

這乃是系統式的崩壞現象，無法擺脫的惡性循環。你甚至分不清楚系統的起火點是因爲接受置入式行銷、還是對於事實真相的無所謂態度、還是放棄對於職業理想對養家餬口的妥協。

黃哲斌說新聞業者爲了「業配新聞」破壞了新聞結構的三角形，讓媒體開始服務廣告主，而非服務閱聽人。是銷售欺瞞，新聞不再是「由一媒體組織或個人，依其專業判斷，自發性採訪、編輯、傳播對讀者有益或有用的資訊」而是「操縱遊戲規則與從業人員，在欺瞞收視群眾的前提下，扭轉或改變最終結果」。

於是閱聽人對於媒體信賴感消失，媒體對讀者影響力減少，為了服務廣告主吸引注意力只好祭出更辛辣的手段，讓新聞變成綜藝節目跟行銷平臺！新聞的娛樂性遠比專業報導重要，輿論監督機制慘遭收買，記者甚至連耙糞的力氣都沒有，「第四權」是政府部會行銷預算的禁臠。內容生產落入壹週刊─PTT─YouTube─噗浪─部落客─業配廣告的循環，改用手指鍵入「上下左右複製貼上」來跑新聞，有時甚至連查證都省了。事實與大眾對於媒體的期待不符。

這顯然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，是資本主義的失敗，自由市場未能把自利動機帶往集體利益。

在被內化成利益系統的一部分前，記者是有良心的，也有人不停的力求改變，但缺乏資源的情況下也只能發出無力的呼喊

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這一年來幫媒體人打官司，想組工會，調查置入性行銷……沒有錢辦任何活動，連討論辦記者會都迫於經費更瞭 解沒有記者會來。想要尊嚴，也覺得要不起。於是，我們製作了一個短片，他不是想要跟這個社會要求理解肯定或尊敬，反倒是一種對自己的自我提醒、自嘲和自責。

記者們過去十多年來在系統內的拉扯抗爭，卻拾不上力，連尊嚴都要不起。

社運人士、學者專家也沒閒著，嘗試各種不同的方式試圖改善這些問題，媒體素養教育、拒絕惡質媒體、鼓勵優質媒體、推廣尊嚴報導、監督政府置入行銷政策、媒體觀察、評論倡議、創立社羣、培養公民記者、維持公視政治獨立。但似乎只能微微減緩媒體墮落的速度，若是沒有一個外來的力量顛覆現有體制，這個已敗壞的封建產業似乎不可能產生質變。

到底身為閱聽眾的我們要採取如何的姿態去面對這個世代的媒體?

傅瑞德說對付爛新聞頻道閱聽眾可以

1. 寫信去要求NHK或BBC開華語頻道，讓國內觀眾都流向優質新聞台；
2. 要求選區立委讓公視經費充足，建立更專業的全天候新聞台；
3. 在網路上發起「拒看x台」運動，募集百萬以上連署，讓x台拿不到廣告而倒閉；一次搞掉一台，多搞幾次之後就可以讓爛台全部消滅；
4. 盯著任何一個你喜歡的商業新聞台看，而且不要轉台；
5. 每一台都看，看到爛的地方就罵，看不下去就轉別台，依此類推。

但是我們都知道無論你是否拒看，你八成就不是該新聞媒體針對的閱聽者，拒看行為造成的壓力微乎其微。開設優質華語新頻道，也無法由目前地方系統臺龍頭把持，觀眾只付吃到飽費率的有線電視市場支持。公共電視的經費來源永遠比不上選前的牛肉政績來的重要。即便採取姑息主義，試圖完全忽視，卻也躲不了親朋好友的轉告。

即使你罵媒體，他們也常無所謂，反正將業配新聞具名為假名或新聞中心，不痛不養。記者個人已經內化成系統的一部分，責任全推給長官、編輯、老闆，但是長官早「已經改變了新聞和輿論的定義，他們只會傳染勢利、懶惰和媚俗的價值。」

且記者也只是勞動工作者，他們似乎也只是巨大媒體機器中的小螺絲，PipperL 悲觀而無力的這樣敘述媒體勞工意識

我知道，記者也是「勞動工作者」，也是有那些「不願意」的「無奈」。但是整個勞動環境就是這樣，整個媒體生態就是這樣，他們能做的有限，大環境又不變，政、商、媒同流合污，當然找不回那所謂媒體人的尊嚴。

但就由於這種消極的無奈，記者自甘墮落成為結構共犯。他們「不願」抵抗編輯亂給的標題，他們妥協於市場壓力把新聞當綜藝，依照長官意識型態自我審查。

不，記者不值得同情。他們身陷迷失中，唯有把記者拖出團體外，打擊他們的個人聲譽，纔有機會將他們的尊嚴從集體意識中找回來。

我認為，你該罵，而且應該指名道姓的罵記者。

你要恥笑，你要對比，你要叫罵，你要指責，你要下標籤，你要像是雅虎奇摩新聞的新聞情緒投票一樣，分辨每則新聞是那一種媒體狂亂症候羣。你要為記者大人建立資料庫，就像狗仔隊追蹤名人一般，讓他們瞭解自己的名字與文字繫結在一起，留在歷史上。直到他們受不了將自己的名字與靈魂賣給長官賣給廣告主，進而羣而抵抗整個系統。

對，這無疑是一種暴力。但，這草根權力體現遠遠比不上大眾媒體的規模跟破壞力。

朱立熙在「什麼是社會公器？」一文中敘述在媒體老闆眼中，社會公器純屬課堂神話，記者更不是守門人，媒體是迎合市場口味的民主具象。他僅能期待公民記者能成為社會公器

「草根的資訊能力絕對不輸媒體菁英，看看部落格、BBS中的文章，往往容易看到精彩的分析，這是因為草根為了興趣可以從小鑽研一項議題，而媒體記者是為了 工作需要而鑽研議題，兩相對照下，有熱情的草根自然勝出。網路世界也可以用經濟學『自由市場』的機制來運作，我們要做的只是提供一個平台服務，讓網友來決 定新聞運作的機制，讓社會大眾決定頭條新聞是什麼。」他說的不錯，道理大家都懂，絕不是學究式的理論。

我期待中的這份「全民記者網路報」，除了前述「讓草根出頭」之外，還要完全落實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「媒體民主化」。除了民主化的投資入股、民主化的採訪報 導與選稿機制之外，還要民主化的人事管理，透過選舉方式，選出賢能的人來經營管理這個媒體，給他一定的任期，做不好就換人做，做得好的人也只能連任一次。 如此的「全民媒體」才是真正的社會公器，經營這個媒體的人，絕不是為了賺錢、或想成為「大報閥」，他必須有熱情與無私的奉獻精神來做這樣的「服務眾人的 事」。

既然網路 PTT 鄉民已被大眾媒體命為內容產生者、業餘專家，鄉民應當擁有人格權、內容的著作權、言論自由權，但草根鄉民若不自我賦權與大眾媒體對話，仍無法形成民主化力量。

鄉民應當與記者一樣有權揭露媒體的弊病，監督新聞記者的行為。但是你必須把持基本的規範，你該閱讀，大量閱讀，學習分析、批判媒體訊息，該罵，但不是煽罵，該憤怒，但不該作情緒化控訴。鄉民更不該把媒體作為稻草人，抓交替的把心中的憤怒、壓力與不滿宣洩到抽象箭靶上，社會集體的心理療癒不是媒體該權充的角色

專業的五樓鄉民大可以站出來取回話語權，在人格權受到迫害時，從虛擬的 ID 後站出來。在內容被抄襲挪用時，堅持自己的著作權。在意見被扭曲時，以相同的言論自由權反擊。

我理解，要求鄉民作為認真魔人以事實線索摒除謠言、解構邏輯謬誤、以細節破解二元化約語言，這些都是知識份子的高調。甚至，這種鼓吹可能引起集體憤怒，而造成失控的後果。

要求鄉民在一群人同仇敵慨時，說句不中聽的話，在當下的臺灣社會是做不到的。但唯有鼓吹鄉民深入媒體識讀，纔有可能造就理智社會。在《批判的媒體識讀》 (Google Books 預覽)一書，余陽洲在《「媒體識讀」的素描與想像》中引用 Walter Cronkite 一段話

接觸各種傳播媒體。看電視，並且運用閱讀來加以支撐強化。這是我們能夠擁有，真正懂得行使公民權的理智人民的唯一辦法。我們應該教導懷疑精神 (skepticism)。對所有傳媒都須如此：質疑你閱讀的報紙，質疑你聆聽的廣播，質疑你觀看的電視。

你會說即便我們保持著懷疑精神去批判新聞，記者真的就會天真的發起革命抵抗這個敗壞的系統嗎 ?

八成不會。

但反正大眾媒體一直都不是鄉民唯一的資訊來源，不能改變他們，至少爽快的出一口惡氣嘛。

出氣，從建立媒體羞恥牆開始。

2011-03-16 02:00 更新
答覆讀者疑問
Q:『關於這個 記者羞恥牆，我是認為當「記者」已經是很糟糕的標籤時，再抓出個人名字來意義好像不大？』

A: 對記者個人貼標籤的意義，在於治療心理 deindividuation 症狀，因群體影響會使人感到責任分攤，收到指摘時，會感覺在大組織中匿名或帶著面具，進而失去自覺或自我約束能力。

補充參考資料
台灣醒報張亞萱、王思安以「被批不如NHK 台媒：經營模式是關鍵」為題，訪問幾家媒體主管與學者。華視林淑卿自我感覺良好，自認堅守媒體素養。八大程禹杰認為媒體呈現方式反應市場現況。中視曾喜松卻認為大多數觀眾喜歡客觀理性報導。台大教授張錦華居然認為可以透過媒體機構考核、訓練來把關記者素質。

這就是我所謂的集體迷思，從學界到媒體各家各說各話，缺乏自覺。

另不更改內文邏輯前提下，增加連結爛四格__興趣、荒謬大觀、如果可以當克林伊斯威特，誰願意當麥可貝？、嚇西嚇景

2011-03-26 17:30 更新
新增 arashit100 所製作的短片『回家都會看到台灣「報導核爆」危機 中文悲劇版 』於文章開頭。

「利益揭露: 本文英文書籍連接使用 Amazon Associates Program.」

空有專業但文化素養不足的新社會，彷彿高解析度黑白相機，辨識不出專業外的彩色多元文化。許多意見所操語言常是過度化約的符號，慣常用公眾媒體舞臺發洩其憤怒與暴力。

傳統質報的功能式微，越來越多的言論與引述來自網路，你可以看到不止廉價網路媒體如此，聯合報、自由時報、蘋果日報無一不將 PTT 發言視為羣眾輿論。

雖然傳統媒體大量採用網路資訊，卻無法依據傳統網路禮儀「發文引用出處」。往日，即便是最無恥的網路小白，打口水戰時也會逐行引用來駁斥反方論點，無論是非對錯，至少有脈絡可尋。

此外現今傳統媒體已經早已失去其風骨，與網路內容相對缺乏競爭能力，爲了生存，置入行銷非不得已，爲了銷量，採取政治立場理所當然。娛樂讀者是唯一爭奪注意力的辦法，編輯引言盡可能譁眾取寵，記者老以斷章取義切除脈絡的隻字片語搧風點火，最好是拿到兩造爭鋒相對的爭論。

高流量低密度的資訊流，遠遠超過人們可以消化處理的份量，只剩下感官刺激與對立衝突的亢奮。鮮少讀者對枯燥的第一手深入報導感到興趣。

鄉民取笑「國外研究」結果，但卻無人要求新聞該具名書寫研究來源，沒有人對於缺少 Youtube 連結的有趣影片介紹感到惱怒。即便李家同教授老被媒體加油添醋的消費，遭見獵心喜的「社會運動者」藉機人格抹滅，也不表抗議。

這全然是Neil Postman 所說的娛樂至死：追求表象、歡笑和激情的電視時代 (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: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) 吧。許多的傳統媒體讀者缺乏基本媒體素養，更別說深度思考與查證的能力。

見國內廢死、反廢死之爭，令人恐懼的不是反廢死假定廢除死刑後的治安敗壞，更不是受害者的權益消失，也不是正義不在。而是輿論操作者，將不同價值觀念的雙方陣營畫為敵我，用情緒化表述風格激化討論，將論點差異無限擴大成人格否定。

他們所謂的「改變社會」，更像是鼓動情緒、操弄民心的眾愚政治，他們甚至告訴你，追求正義就是動用你的滑鼠點「讚」。

這種便宜形式的懶人行動主義 (Slacktivism)不該是你參與社會改變的方法，至少在你花時間理解雙方論述之前。

最近，由於法務部一日處決五名死刑犯，隨即受到德國政府與歐盟的外交壓力。據此，黃瑞明教授於 2011/03/08 發表社論「痛恨死刑？ 德國推廢死的底細」引述了《華盛頓郵報》記者 Charles Lane 於 2005 發表的 The Paradoxes of a Death Penalty Stance，說德國基本法的 102 條 「死刑業經廢止。」是為納粹脫罪的立法案。黃教授甚至說

我們如果問德國人這個規定的由來，答案一定是：當年的制憲者因為納粹的殺人罪孽深重，所以決心要廢除死刑，從此維護人權尊嚴。

當你看到爭論中出現「一定」這種絕對詞，這絕對是假論述。;-)

黃教授身為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，引用的卻是華盛頓郵報的二手報導，而不是報導中的原始來源 Richard J. Evans 的 Rituals of Retribution: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, 1600-1987 一書，更不是德國的法律歷史權威，從其學術地位來看這份發言，總覺粗糙草率。

隔日就有居台德國人 Günter Whittome 投稿回應德廢死民意 非天上掉下來的，指稱黃瑞明教授「選擇歷史片段的方式來摧毀廢除死刑的正當性」。Günter 在文中為黃教授補充了其刻意忽略的德國百年廢死歷史。

黃教授除了整個抹去德國左派在廢死上得努力，也忽視 Konrad Adenauer 是受納粹迫害的受害者，說「總理艾德諾立刻就要求美國占領軍指揮官釋放死刑定讞的納粹分子」，彷彿 Konrad Adenauer 也是納粹份子一般。

其實 The Paradoxes of a Death Penalty Stance 一文，早以另有評論，現任教於德國 Düsseldorf Heinrich-Heine University 的助理教授 Andrew Hammel 在 2007 年即發表一文 Why Did Germany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? 這則論述試著剖析 Charles Lane 的立場，並指出德國基本法對於聯軍軍事法庭的判決影響微乎其微，其下的回應也指出，德國通過廢死更多是去納粹的結果。

這與另外一位同名律師 (黃瑞明, 民間司改會董事)所言 (一位留德律師看德國廢死經驗) 接近

德國廢止死刑始自1949年通過之《基本法》，102條簡要宣示「死刑廢除」，當時德國戰後百廢待舉，廢止死刑並非本於全國民意之共識，而是《基本法》之立法者鑑於納粹時代在全民狂熱氣氛之下，死刑被過度濫用之反省，並以「廢死」作為德國走出法西斯政權，重建民主的重要宣示。一方面對國家權力加以限制，否認國家有剝奪人民生命之權利，再方面徹底防範「民氣」之濫用導致無可挽回之錯誤。
徵諸今日社會對死刑犯者深惡痛絕之情感，令人回想起在戒嚴時代對搶劫犯，以速審速決方式執行死刑之作法，在當時亦獲得輿論廣泛支持，而今思之誠屬過度，但已無法挽回。

先進國家廢死的原因常是自覺人心、民氣的無法掌握，這種民氣狂熱與臺灣當下的廢死討論氣氛頗為雷同，但人類未經過當代災難，實難以從歷史中學習。Andrew Hammel 於去年出版一書 Ending the Death Penalty: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Global Perspective，或可帶給國內民眾更完整的脈絡與觀念。

個人認為真正的公義與正義，來自公民對於良知、道德、知識、智慧的理解與追求，而不光只是捐獻你的熱血成為別人的政治資本。根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黃惠萍教授的沉默螺旋理論研究 (A cross-cultural test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)，臺灣人比美國人更屬於集體主義社會，人們更擔心保持不同意見會遭到孤立，而不敢公開保持不同立場，少數派因此被消音。

在你停止輕易認同別人的正義，以自己的方式全面理解所謂正義前，你是否有勇氣不靠邊站 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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